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又迎来重大战略部署。
7月31日，国务院发布《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部署了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4项重大行动。
此前，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将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作为重要改革方向之一，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实现良性循环，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初步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8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城镇化率五年内提升至70%
过去40多年间，中国新型城镇化取得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升至2023年的66.16%。不过。根据诺瑟姆曲线理论，城市发展过程的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当城镇化率接近70%，增速将会逐渐趋缓。
当前，我国也正处于这一进程中。近日，在“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2024年城市更新与超特大城市空间治理专题论坛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夏季论坛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向包括《华夏时报》记者在内的媒体表示，2000年—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9个百分点；但在刚刚过去的这三年，2020年—2023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76个百分点，仅比前十年增速的一半高一点。“城镇化已从大规模、快速化转向中低速、微增长时代，这意味着城镇化大规模快速化时期已经过去，进入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的阶段。”他说。联系电话：15265361315
过去几年，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也都反复强调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多项措施，包括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具体提出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52项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
在此基础上，《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任务举措。目标为经过5年的努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渠道进一步畅通，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进一步健全，协调推进潜力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明显加快，培育形成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现代化都市圈，城市安全韧性短板得到有效补齐，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张可云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行动计划》在两个方面有较为突出的亮点，一个是明确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另一个则是提出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具体目标。
两类重点地区分类施策
郑备指出，《行动计划》聚焦两类重点地区分类施策：一类是对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构建产业梯度布局、人口就近就业、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另一类是对城镇化率较高且人口持续集聚的地区，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活便利共享。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的城镇化方针相比，《行动计划》对产业政策的着墨也颇多。例如，在针对以冀中南、皖北、鲁西南、豫东南、湘西南、粤西、川东等城镇化潜力较大的集中片区城镇化水平提升的措施中，将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培育引进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链主”和龙头企业，引导劳动力丰富和区位便利地区优化升级食品加工、轻工纺织等就业容量大的传统产业集群，工业基础良好地区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资源能源富集地区促进能源化工、大数据等产业集群高端化绿色化发展等。
对于前者，张可云向本报记者指出，城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异地城镇化，外出大城市务工；另一个就是就地城镇化，就地迁移到附近的市镇。对于就地城镇化，首先投资当地的城市基础设施，其次要能吸纳就业，最后还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然而，当前城镇化率比较低、农业人口占比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往往地方财政较为薄弱，因此他认为国家应该对存在困难的地区进行重点扶持，先提高其产业水平，使得城乡一体化速度加快，才能进一步提高其城镇化率。
而对于后者，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解读文章中表示，培育发展都市圈，重点是推动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向周边延伸、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覆盖、部分产业向周边转移，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市县共同发展。近年来，产业链的中下游、产业集群的边缘环节在多数超大特大城市周边已出现明显的、持续的“溢出”，应顺应规律、顺势而为，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总部+基地”“研发+生产”等产业联动格局。
将拉动三万亿元投资需求
在当前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消费方面，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指出，当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随着工资收入的提高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消费能力增强、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将得到释放。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机构调查研究，农民向城镇转移、成为常住人口后，人均消费将提高30%；在城镇落户后，人均消费将再提高30%。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8万元、3.3万元，如果农民进城完全成为市民，年均消费将增加1.5万元。根据城乡居民年均消费支出差距测算，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
投资方面，郑备表示，新型城镇化能够有效带动市政公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资以及居民住房等领域投资。初步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简单计算，从当前城镇化率66.16%，到五年后将城镇化率提高到70%，也就是也就是在2030年前城镇化率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则至少可以拉动3万亿元投资需求。
当然，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少不了资金的支持。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符金陵表示，中央财政目前形成了三方面的支持政策体系，包括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支持提高城镇承载人口能力和支持通过新型工业化来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其中，2016年中央财政设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目前已经累计下达2800亿元，用于增强各地区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资金的保障能力。
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蔚文指出，应进一步推动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完善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制度，鼓励人口净流入省份建立健全省对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统筹利用好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等，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城市倾斜支持。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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